南方財經全媒體記者 石恩澤  馮戀閣 深圳、廣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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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數據要素市場建設方面，深圳又一次先行先試。

為引導培育數據交易市場，規范數據交易行為，深圳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近日發布了《深圳市數據交易管理暫行辦法》（后文簡稱《交易辦法》）與《深圳市數據商和數據流通交易第三方服務機構管理暫行辦法》（后文簡稱《機構辦法》），促進數據有序高效流動。

深圳對數據交易所、數據買賣雙方、數據商、第三方機構給出了清晰的定義，對于數據商以及相關服務機構來說是一項重大利好。在此之前，國內幾乎所有交易所都沒有明確定義。深圳不但在監管辦法中給出了明確定義，還將數據可信流通這個環節，納入了交易所構建基礎設施的部分。

兩項政策如何推行落地？南方財經全媒體記者分別采訪了參與政策制定的專家、數據商、第三方服務機構等，從多個角度解讀市場影響。總體而言，政策在市場化、生態化方面有諸多亮點，部分細節條款上有待進一步細化和討論。

引導市場主體入場，留足充分發展空間

作為參與兩個政策編寫的專家組成員，粵港澳大灣區大數據研究院戰略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娜向南方財經全媒體記者表示，從整體的定位上看，深圳發布的兩個文件是首個兩部根據《關于構建數據基礎制度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用的意見》（以下簡稱“數據20條”）文件精神，聚焦交易領域的地方政府規范性文件。“兩個文件對標“數據20條”國家級數據交易場所的相關表述，對深圳數據交易機構職能開展設計，這將有助于深圳市數據交易所后續爭取國家級交易所的資質。”

數鑫科技創始人、CEO吳會才表示，“深圳發布的兩個文件對于數據商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保障。有利于促進我們在安全可信的環境中獲取更多第三方數據，以便數據商后續可以開發出更有利于市場所需的數據產品。”

多位專家表示，深圳還給后續生態發展留足了充分的詮釋空間。“深圳這是先以兩個文件定下制度‘大框架’，讓市場先去‘跑’，有效避免了‘一管就死’的怪圈。”深圳數據交易所交易規則評審專家、數交數據經紀（深圳）有限公司專家丁振贛說。

值得注意的是，深圳更多是以“引導”的方式，而非“一刀切”的方式在管理。例如，在《交易辦法》第十四條中，明確提出對特定的三種情形的數據入場交易加以鼓勵：（1）公共數據經授權運營方式加工形成的、已不具備公共屬性的數據產品；（2）本市財政資金保障運行的公共管理和服務機構采購非公共數據產品、數據服務和數據工具；（3）市屬和區屬國有企業采購或出售的數據產品、數據服務和數據工具。“正好這三類情形也是一般合規要求比較高的交易，通過這三類交易的引領示范作用，引導更多市場主體入場交易，有助于緩解目前數據場內交易比例較小的問題。”朱娜表示。

墾丁（廣州）律師事務所聯合創始人陳雙解釋道，第一種交易標的能夠有效促進公共數據資源的開放利用以及其與非公共數據資源的融合創新。已不具備公共屬性的數據產品的開發利用能夠避免對原始公共數據造成影響。而第二、第三種標的，在保證規范的采購行為和高效、透明的資金使用的前提下，一方面促進公共管理和服務機構的服務質量，推動國有企業加強對數據資源的管理和保護；另一方面，能夠鼓勵非公共數據資源開發者提供更優質、多樣化的數據產品和服務，還能促進國有企業之間以及與其他市場主體之間的合作與競爭，提升深圳整體的數字化競爭力。

“所商分離”是保障生態建設的基礎

雖然將數據交易做到如同證券交易一般的生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專家一致認為，目前深圳在《交易辦法》上執行的“所商分離”理念，將對生態建設起到很好的示范帶頭作用。

目前，數據交易所是公司性質的主體，若是不加以限制，交易所將既做了裁判員，又做了守門員，將很容易在交易風險方面出現漏洞。朱娜在采訪中表示，本次兩個文件一起印發，也正是首次將“所商分離”的設計理念以一種制度化形式加以體現。

具體來看，《交易辦法》中的第二十一條中提到“應當實行交易資金第三方結算制度”，第二十二條中提到“應建立爭議解決機制”而非“機構”，第二十七條中提到市發展改革部門會同市網信等多部門建立“數據交易監管機制專責小組”，這些都是在踐行“所商分離”的理念。

“多部門協同監管模式與當前數據流轉利用實際生態相符。”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博士生導師,中國互聯網協會研究中心副主任吳沈括指出，在實際的監管過程，需要注意設計一套與數字交易匹配的協同監管機制，以及做好不同部門的監管標準、強度之間的協同對齊。

“雖然部分條款看似在一定程度上對交易所的權利進行了限制，但從長遠來看，這些規則都將對生態建設起到良性循環的作用。”丁振贛說。

同時，深圳還在《交易辦法》中強化了數據商的合規職能和管理機制，相當于將“底線”提前明確。《交易辦法》第十一條中明確表示了7個不得違法從事的“負面清單”活動，是為了避免過度競爭對市場破壞；第十三條則要求數據交易商在標的上市前提供相關說明材料和數據合規評估報告；《機構辦法》第二十一條中建立“聯合監管機制”來開展“飛行檢查”監督方式，可避免“劣幣驅逐良幣”。“在兩個文件的框架下，數據商將與交易所共同形成數據交易合規安全的‘守門人’。”朱娜說。

針對數據商需要提供的數據合規評估報告，陳雙指出，目前尚未有針對數據交易方面的合規評估報告的要求可以直接參考，具體要求均分散在各個法律規范中。

“目前實務中可以參考其他關于數據合規的評估的標準文件，如《大數據服務安全能力要求》、《數據安全能力成熟度模型》《信息安全技術個人信息安全規范》及《數據合規管理體系要求》，從評估目的、評估范圍、評估方法、評估結果、改進建議等幾大方面入手，制定數據交易評估報告。”他說。

此外，在生態建設方面，吳會才認為，產業鏈數據對于下一步交易生態建設將是一個很好的突破點。目前政策在場景方面關注較多的是政府公共數據、醫療、金融行業，對于產業鏈上下游的流通共享關注度沒那么高。

吳會才表示，“產業鏈數據較少涉及個人隱私，從監管、合規、安全等角度相對容易落地。尤其是當下產業鏈數據價值高，又有真實需求驅動。結合深圳有發達的智能制造產業鏈基礎，后續可以將產業鏈中的數據流通交易也納入試點。”

如何落地需進一步考量

此次兩個政策中也有值得討論的條款。例如，在《機構辦法》第十五條中提到“保管期限自業務合同有效期終止之日起計算不得少于30年”。對此，丁振贛表示，保管期限有10年左右就已足夠。

他進一步解釋道，首要問題是數據的保管成本非常高。若是以紙質檔案形式保存，將占用大量物理空間；若是以電子數據形式留存，則涉及后續數據存儲、數據安全等一系列的成本。其次，民事權利保護最長的期限為20年，是否有必要保管30年，后續在執行過程中有待進一步討論。

除了保存期限之外，在政策落地方面，數據商如何去保障自身數據資產的合法性、合規性、真實性以及質量的優質性，也是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吳沈括指出，數據交易真正落地，首先要關注的是如何做好相應的數據技術支撐。

全國律協合規委委員、廣東省律協合規委主任李蘭蘭表示，“不僅僅數據資產是合法合規的，也應當是真實數據，數據質量也應盡可能優質，這些對于很多數據商而言，需要在業務實踐中落地，存在一定難度。”

吳會才也對此表達了相同觀點，“即便有了這些辦法，也有了各個角色的清晰定位和業務邊界，但是要讓大家真正把這套體系跑起來，把場外交易盡可能引導到到場內來完成，是在執行層面需要進一步突破的難點。”

對此，深圳留有后招。比如說，《交易辦法》第八條提到“相關業務規則由數據交易場所運營機構另行制定”。朱娜表示，“這樣的設計，為數據交易場所運營機構后續結合業務實踐，制定具體細化的業務規則，保留了充分的空間。”

目前兩個文件均以“暫行辦法”形式印發，施行的有效期為3年。“在這點上充分體現了深圳市在數據交易制度體系建設上‘小步快跑’的指導思想，制度體系總體呈現出動態開放的特征”朱娜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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